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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领航员中尉劳勃脱·卡·鲁利的供词

  我,劳勃脱·卡尔·鲁利,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城。我的家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参加美国空军,一九四四年被派赴太平洋战区,直至一九四六年五月才回美国,那时即从空军退役,恢复平民生活。一九五一年十月,我被重召入伍。我于一九五二年五月离开美国赴朝鲜,并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抵达朝鲜群山K-8基地。我被指派至第三轰炸机联队第三轰炸机大队第十三轰炸机中队为领航员。

  约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我被通知向大队作战科报到,到大队简令室去听一次特别情报课。约有二十个驾驶员和领航员参加了此次听课。讲课人为卡斯派兹克上尉。他说,上课的目的是使我们熟悉一种细菌弹和某些必要的手续,以便在作战时能够安全地使用它。

  他首先陈示了该弹的一个木制模型,大小好像一枚五百磅的普通炸弹。该弹共有四格,每格内可装染菌昆虫。每一格都有一扇可为一根螺旋杆打开的门。这根螺旋杆纵贯细菌弹的内部,并与弹尾的螺旋桨相连。在该弹被投下来的时候,弹尾的螺旋桨每秒钟旋转许多圈数,这样,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扇门便被打开了。该弹头部有一信管,于撞击地面时将弹壳炸毁。

  他说,为了避免在南朝鲜有引起瘟疫的一切可能,在发生事故时必须采取下列紧急措施。例如一架带着细菌弹的飞机,在起飞时引擎发生故障,而驾驶员又无法在跑道上将飞机煞住,那么他就应该把飞机驶入跑道西端的黄海里,或驶入跑道东端的蓄水池里。假如绝对无法把细菌弹投在北朝鲜,而在归返基地的途中又有一丝可能会发生某种事故,那么我们就应该把飞机驶向大海,然后跳伞。

  我问卡斯派兹克上尉,在K-8基地是否有这种细菌弹,他说有。他说,还有其他类型的细菌弹,但与我们有关的仅是这一种类型。

  约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我第一次接触到细菌弹。那天,我和我的驾驶员勒罗伊·派克中尉被指定飞行一次“特殊任务”。卡斯派兹克上尉在传达了一般的命令后说:所有指定飞行特殊任务的机组留下来听特殊简令。他在传达特殊简令时告诉我们:我们带的是细菌弹,我们不会看到爆炸。他继而重复了他在讲解细菌弹时已经说过的、关于发生事故时所应采取的紧急措施,并告诉我们将细菌弹投在阳德。

  当我与派克去检查飞机时,我发现那些弹与以前见过的模型一模一样,一共两枚,系用金属制成,不像模型是用木制的。

  我们按时起飞,把细菌弹投于指定的目标。细菌弹离开飞机以后,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们沿着指定的路线巡逻后,约于一时四十五分返回基地。我向汇报官所做的关于细菌弹的汇报是:“投弹于指定目标,观察不明。”

  此后,我与派克中尉又一同执行了六次投细菌弹的任务。

  约在六月十六日,我们在黄州投了两枚细菌弹。

  约在六月十九日,我们在镇南浦以东约十英里的兼二浦投了两枚细菌弹。

  约在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在中和投了两枚细菌弹。天气很暗,局部有云,投弹稍偏于目标之南。

  约在六月二十五日,我们在新溪投了两枚细菌弹。我们降低了高度,试试能否看到什么,但我们的飞机却被高射炮火打了四个洞。

  约在七月八日,我们在遂安投了两枚细菌弹。

  我最后一次的细菌任务约在七月十七日。那天晚上,第三轰炸机大队的三十架飞机和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的近乎此数的飞机轰炸了永柔城。那一次,我们投了四枚细菌弹。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晚,当我在信川上空执行任务时,我的飞机遇到剧烈的风暴,使我们不能控制飞机。我们被迫跳伞,同机人员中,只有我与麦堪尼下士活着出来。次日,我们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

  我们被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给我们的宽大待遇使我们感到惊奇。

  当他们把我们自一处迁移至另一处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平壤以及北朝鲜其他城市所受到的重大破坏。我开始体验到一种犯了罪的感觉。我原来知道我们在进行着细菌战,但是,现在当我有了机会阅悉关于它所造成的可怖后果时,我甚至不能安睡了。

  以上各页是我的全部供词。倘使审判我的人对我加以宽恕,我希望我将会成为美国和世界的一个更好的公民。我希望我能为和平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劳勃脱·卡·鲁利(签名)
                美国空军中尉
                军号AO-929157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 

责任编辑: 谢菲  来源: 《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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