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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俘供词:我被迫参加美国华尔街发动的非人道的细菌战的经过

  我的名字叫约翰·奎恩,美国空军中尉,军号是17993A。现年二十九岁,我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参加美国空军,那时候我是二十六岁。我的家住在加里福尼亚州的巴莎底那。我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飞行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空军大学。我在那儿学习了六个星期,课程的名称为《学科教官课程》是关于如何去教书的。学习结束后,我被分派到该校的学科教官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训练助理官,教他们在教学时如何良好地使用照片、图表、电影片及幻灯片。当我接到要我到远东空军来等候分派到朝鲜驾驶B—26型飞机的时候,我还正在该空军大学教书,命令要我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先到兰格利空军基地报到,学习如何驾驶B—26型机。我在那里待了八个星期,然后被送往史东曼兵营等候出国,在史东曼兵营我受到了伤寒、斑疹伤寒、霍乱及天花的接种。我们乘飞机离开美国,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抵达日本羽田空运站,转往府中(译音)的B区等候被送往朝鲜,在那里一直等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我们才奉命乘火车去日本南部的芦屋空军基地。火车走了一通晚,于三十日到达目的地。同一天我们乘C—47型运输机到达朝鲜群山空军基地。我被分派在第三轰炸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该第三大队包括三个中队,即第八中队,第九十中队和第十三中队,在群山就只有这一个大队。

  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我到第八中队的传令室报到,我看见布告牌上有我的名字,叫我第二天九点钟去听课。第二天,名字也在名单上的领航员拉荪同我一道去听讲。这次讲课是在地面学校大楼的一间宽敞的房子内举行的。那里可以摆满三十个人的座位。室内有二十个人,都是驾驶员和领航员,除我和拉荪之外,还有罗伯兹少尉,史瓦兹中尉,罗吉士中尉,华生中尉,郎恩上尉,达费上尉,这些人都是领航员;何瓦斯上尉,兰德上尉,史密德中尉,皮生上尉,罗伯逊上尉,麦克阿立斯特中尉,他们都是驾驶员。

  拉荪和我去喝过咖啡,迟到了几分钟,其他的人已经在那儿了。正在讲话的那位上尉因为我们迟到,好像很不高兴,他为了我们又重复说了一遍,这堂课是很重要而极其机密的,要仔细听讲,课后不准讨论,甚至在我们自己中间也不得讨论。他说,讲课的人是从日本来的,是一个专家。接着他就介绍那位讲课的人,他是一个非军职人员,名叫阿西福克先生。阿西福克先生是个中年人,四十岁,瘦长个子,高五英尺十英寸,大部头发都掉了。

  他讲课时首先告诉我们他讲的是生物战争。他说生物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本不应该去想到它,但是在原子弹时代,科学的进展是那样迅速,我们必须准备随机应变。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将来事态如何变化,我们必须准备自卫,我们也必须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进行细菌战。他说,他研究细菌战已有多年,他愿意给我们他认为我们必须具有的知识。

  首先他告诉我们传播细菌的方法非常之多。细菌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撒布,撒布的设备也已准备好了。他告诉我们,不能单独空投细菌,因为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之下,细菌在六十秒钟之内就会死亡。然而,细菌可以借多种不同的昆虫和啮齿类的动物而传播。这些昆虫和啮齿类动物已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培养了好几代,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都能够生存。他举出几种传播细菌的方法,如利用灰尘像烟幕一样的放出去。细菌可以利用船只驶近海岸,在海风吹向岸上时同样地予以传播。细菌也可以利用低飞的喷气式飞机散布。他的意思是指任何类型的喷气式飞机。他又说,细菌可以利用附着在衣服上的虫子、跳蚤、苍蝇、虱子和蚊子而传播。这些虫子可以利用很多方法投下,如用盒子,盒子在阳光下变得很容易破碎,可让虫子爬出来,也可以用炸弹投下。他说,既然我们是驾驶B—26型飞机的,他愿详细地谈一谈用炸弹传播细菌的方法。接着他就拿一张绘有喷气式飞机(F—84)的图片让我们看,那飞机正在用翼尖上的油箱喷射出带有细菌的灰尘。他拿出一张有虫子的旧衣服的照片给我们看,那些虫子看起来像苍蝇和虱子,在衣服内爬着。这些虫子在衣服内可以保持得很温暖,虽然他又说,这些虫子也可以是经过挑选而培养的,以便它们可以耐寒,并且不吃东西也能活得很长久。

  然后他拿一些可以用来投掷细菌的炸弹照片给我们看。这些炸弹除了没有信管之外,与我们平常所携载的五百磅普通炸弹极相像。他说炸弹的大小和形状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里面所装的东西。他说炸弹是封了口的,自飞机上丢下后才打开,所以用此法携带细菌是很安全的。他给我们看的是一个五百磅炸弹的照片,弹壳很薄,不到四分之一英寸厚。他说,这些炸弹仍在实验的阶段,有好几种。他给我们看过一张照片,这上面的炸弹触地时便分裂为两半。另外一个炸弹在背后(靠近尾部转弯处)有门,炸弹触地时便会打开。这些门是由一个很小的电动马达打开的,这个电动马达和一个电池相连,电池在炸弹着地时才起作用。在炸弹触地以前,电池的金属板是用一片薄薄的塑胶片与液体隔开的。炸弹撞地的力量足以使液体冲塑胶片,这样液体便涂满了电池的金属板,马达于是便将炸弹的门都打开。

  他又拿一张炸弹照片给我们看,在触地时那炸弹的尾部就和炸弹体分开。所有他给我们看的图片中的炸弹,看起来都做得像普通的五百磅炸弹一样,但没有一个是绘有信管的。他告诉我们,他们也有些炸弹可在天空中裂开,装在盒子内的虫子可以在落地之前散布在面积较大的土地上。他告诉我们,这些盒子在阳光下会变得很易于破裂,虫子(苍蝇、跳蚤、蚊子)可以爬出来。他给我们看的三个炸弹的构造都是一样的,都像五百磅炸弹,弹壳很薄。给我们看的第一个炸弹是裂成两半的;第二个在背后近尾部有门;第三个的尾部已离开了炸弹体。

  在天空中裂开的炸弹是用普通钢丝钩在翼下的炸弹夹上的。炸弹头部有一个小螺旋桨,因有钢丝钩住,小螺旋桨在炸弹丢下以前不能旋转。炸弹一丢,钢丝留在飞机上,小螺旋桨就可以自由转动了。螺旋桨带动一个发电机,发电机输送电力给一个小的电马达,正像我前面所说明的马达一样,它首先打开背后的三个门(像打开其他炸弹的门一样),然后打开炸弹前面的一个门。从炸弹中吹过的风力足以将盒子吹出来,盒子就散落下来。他没有把这种炸弹的图片给我们看,解释得也很少。

  其次,他叙述如何撒布细菌。他说,差不多任何虫子都可以用来撒布细菌,但他将只告诉我们其中的某几种,万一细菌传回到南朝鲜时,那也就足够我们自卫了。他说鼠疫可以由老鼠传播,但是虽可空投老鼠却并不必要。细菌可以放在任何东西内投下,只要老鼠能够并且会钻进去,这样老鼠便会带有细菌。虫子很容易投掷,它们可以带许多细菌。苍蝇可以带斑疹伤寒菌〔注〕和霍乱菌,跳蚤可以带鼠疫菌。蚊子可以带各种引起热症的病菌,如黄热病、伤寒〔注〕、疟疾和脑炎(Encyphilitis)〔注〕,脑炎这种病尚无有效疗法。脑炎又名日本乙型脑炎,是日本军队中害的一种病,由日本军队首次带到朝鲜的。现在尚不大知道如何与它斗争,预防的方法和预防疟疾相同。他说,他愿讲一讲疟疾如何传播,并说其它的发热症是通过相似的方法,由蚊子去传播的。他让我们看一张蚊子的大图片。他说这些蚊子本来没有害处,但它们如果咬了害疟疾的病人或在实验室内染上了疟疾菌〔注〕那就有害了。
    〔注〕下面的注解是钟惠澜医学博士所加的。钟氏以前是伦敦皇家热带医学及卫生学会的会员,德国汉堡热带病学院的研究员及美国实验生物学及医学会的会员。他现在是内科学教授,为中国热带病学及传染病学第一流专家。
                              ——审讯者
  “各种立克次氏体疾病的传染媒介为体虱、跳蚤、扁虱和(虫恙)虫。苍蝇在普通情况下不带立克次体,所以不会传染斑疹伤寒。伤寒的传染不一定需要昆虫为媒介。苍蝇可以机械式地将粪便里的病菌传染与人;但蚊子能传染伤寒则尚未闻见。这个俘虏所说,关于各疾病传染的方法方面,有一些与现代医学知识有不符之处。但是,这个俘虏既非医务人员,对于各种疾病的传染,自不能完全了解和记忆。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俘虏将Encephalitis脑炎说成Encvphi litis,亦在意料之中。”

  蚊子咬人时,内管和外管都插在人体内。蚊子用内管吸血,同时用外管注射一种唾液入人体内。如蚊子是染了细菌的,细菌就随唾液注入被咬的人的身体,他就要得病。他说,饭厅墙上所贴的说明如何防止脑炎的宣传画,并不是用来装饰的。

  他说,我们必须遵守所有保持清洁的规定,尤其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当发给我们服用阿的平时,我们就应该服用,而不应该把它丢掉。他说,我们必须按时进行防疫注射。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这次讲授从九点钟开始,快到十一点时才完毕。我们都注意到了细菌弹是不会爆炸的,它们是不爆炸的炸弹。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例有的传令会议上,作战官告诉我们要我们注意:当我们回来向情报组报告执行命令的情况时,要报告所有不爆炸的炸弹。

  一月三日下午二点钟,我和另外二十六名驾驶员,二十七名领航员,二十七名无线电轰炸手,和二十七名机械士(有时这些机械士是机枪手。在我们中队里有三架飞机可以带机枪手),一同向大队部作战科报到。我那一组有罗吉士中尉为领航和赛尔军曹为机械士。我们没有带无线电轰炸手,因为天气很好。我从布告板上抄下指派给我们的路线(由沙里院至平壤),我们起飞的时间是清晨二点三十分。例有的命令传达会议开始了。在那次例有的传令会议中,作战官告诉我们,我们将听到的一切,都是秘密;并且必须当做秘密处理。除了在我们自己中间外,不得谈论。接着情报官说给我们听前一天晚上所看到的行车情况,以及有多少车辆已经被炸坏和炸毁了。陆军联络官向我们说明前线的情况,气候官向我们报告气候。其它的消息,风向和温度都由领航员从布告板上抄下。在各方面看来,这很像是一个例行的任务。

  罗吉士、赛尔和我自己于一点○五分时在大队部作战科会面了,我进入了值夜班的作战官的小房间,雷诺兹上尉在值班。我告诉他我们的名字,他便告诉我说我有一个特殊任务。他说在我做任何事以前,我应把机翼下的炸弹投在我所敢于到达的尽能靠近平壤的地方。他在壁上的地图上指出一个地点,钉上了一枚红针,这位置在平壤南五英里和那条主要的公路的东边三英里。他说道,这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我们例有的任务并且尽量提早把它完成,然后,回来向情报组报告。他说,我应该在二百英尺或者可能的话更低一点的高度去投下那些炸弹,不用去管它们爆炸不爆炸,它们都是不会爆炸的炸弹。我想到了我们所听过的关于细菌炸弹的演讲,便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说他不知道,并且说最好是按指示执行任务,不必管为什么或者是什么,我想那便是细菌弹了。

  我们走向飞机的时候,一个卫兵迎接着我们,那时我便断定那些便是细菌弹了。卫兵告诉我不必去管机翼下的炸弹,它们都已经装妥了。当我检查飞机时,我对它们看了一下,便注意到领航员所说的“机翼下的炸弹都没有任何信管”那句话是正确的。我们彼此相看了一下,我便说命令就是命令,我们只好让它那样吧!我告诉领航员在何处投下这些炸弹,他便在他的地图上做了记号。

  我们在二点二十五分起飞,刚好在三点三十分到达平壤南边。我转向路的东面,正好在桥的南面,当我们到达二百英尺时,罗吉士便说应该是这地方了,我便投下那四个机翼下的炸弹,很快地一次一个地连续投下。它们都是不爆炸的炸弹。于是我们两人便确定它们是细菌炸弹。

  我们在四点十五分完成了其它的任务,并于五点十分回到群山降落,我们离开了飞机,在交回了装备和报告飞机情况良好后,我们便直接走向大队部作战科情报组去报告执行命令之情况。我们报告道,我们在所指示的地点离地二百英尺的空中投下了四枚炸弹,它们都是不爆炸的炸弹。那个军曹便把这些记录下来,以便在那天早晨交给情报官员。

  一月十日下午二点钟,我像平常一样地在一次例行的传达命令的会议中奉命在军隅里和江界之间飞行。我这个组这次有史瓦兹中尉为领航员,赛尔军曹为机械士。我们的起飞时间是第二天早上两点钟。这个命令传达会是例行公事,当我在十二时三十分向作战科报到时,我像平常一样的进去在我们的名字旁签到,并获悉这又是一次特殊的任务。这次又是雷诺兹上尉值班。他记得我已经担任过一次携带不会爆炸的炸弹的特殊任务,所以他便提起那件事来,并且告诉我这次同那次的任务是同样的。不过这次我只带二枚不会爆炸的炸弹,并应把它们投在军隅里的东北,他并且在壁上的地图上指出了那地点,是在军隅里北三英里,在铁路线东五英里。同样的在飞机旁边我们又遇见了一个卫兵,他说机翼下的炸弹已经装妥。我注意到这两个机外携带的炸弹又没有信管。我告诉史瓦兹我们应该在何处作这个特殊的投掷,我们并且知道我们所带的是细菌弹。我们在两点钟起飞,于三点二十五分到达军隅里。我按史瓦兹所告诉我的方向转了弯,并降到二百英尺的高度投下了那二枚炸弹。它们是不爆炸的炸弹。我们尽可能快地完成了其他的任务,到四点十分时便开始飞回群山,五点二十五分在群山降落,在交回装备,并告诉他们飞机情况良好之后,我们便到作战科情报组报告已经投了二枚不爆炸的炸弹,并且说明是在那里投下的。那个军曹把它记了下来,以便交给情报官员。

  在十二月十四日,我在布告板上看到我的名字列在参加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在地面学校听课的名单中。我九点钟到了那里,那是一个大房间,另外还有二十五个军官、驾驶员和领航员。皮生上尉、史密德中尉、郎恩上尉、兰德上尉、何瓦斯上尉、拉荪中尉、史瓦兹中尉、罗伯兹少尉、华生中尉都在那里。基地作战官阿伦少校是在场官阶最高的军官,他介绍了讲课的人。他说这堂课是又重要又秘密的。他说讲课者克拉克先生,是研究原子核的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到此地来给我们讲一些关于原子战争的事情。他说克拉克先生是从日本来的。

  讲课者开始说道:自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以后,原子战争的科学已经向前推进了很多。只能用B——29型飞机装载原子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和那时一样大小的原子弹,现在的威力要比过去那个时候大很多倍(他没有说多少倍)。现在要多大的原子弹就几乎可以做多大。他说在美国他们已经从事于他所称为“小型”原子弹的试验,并且进一步研究使它们能和炸弹一样地当做炮弹使用。他说关于带有原子弹头的迫击炮弹的试验已近乎完成了。他说在氢弹方面亦有很大的进展,氢弹的威力要比我们现有的原子弹大一千倍。他说这样的炸弹只要一个就可以把像纽约一样的城市削为平地。然后他告诉我们使用原子弹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它们可以自空中投下来在地面下爆炸,使辐射性的尘土散布到很广大的地区,这种尘土对于任何与它接触的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致命的,并且这种辐射性作用能继续维持许多星期的时间。他说原子弹可以像在广岛和长崎一样用降落伞投掷,使它在空中爆炸,这样做其热度和爆炸作用是更致命的,不过其辐射性作用并没有这样持久,大部分都被风吹走并在空气中消失。他说原子弹可以在深水里面爆炸,这可以用来对付沿海的城市。它可以使任何我们所知的海港中的海水大部掀起来,愈深愈好,这些水带辐射性,将像雨一般的洒落在这个城上。此外仍然有爆炸作用和因海潮冲来填满这个港口而造成很大的破坏。他说对于带有辐射性作用的云已经在进行试验。它可长期保持辐射作用,其所下的雨降到任何地方都有毁灭生命的作用。

  他说在美国尼瓦达州对较小的原子武器(炸弹)曾进行试验,在爆炸地区附近(大概两英里之外)都有部队,但并没有一个人受伤害。这是因为爆炸力较小,而且也有适当的防御。他说他们穿得很周全,并且深藏在单人壕内,他们的头部都在单人壕壕口的二英尺到三英尺之下。这是必要的防御,他说,并且我们应该知道如此防御的理由。

  他说,原子弹发射出三种光线,当炸弹爆炸时,首先产生了大量的热,在爆炸的核心有几百万度高,热如太阳,并且这种热波向外扩展自半英里至数英里,因爆炸的大小而不同。另外有一种震波,这种震波的持续性远较一般高度爆炸弹为久。其次有一种辐射活动。假若你距离炸弹是足够的远,能够不在爆炸时立即被杀死,那么单人壕就会保护你不为热波和爆炸影响所伤,甚至于也能防卫辐射活动,除非它像尘土或雨一样的落下来。

  原子弹发出的三种光线是A线、B线和C线。A线和B线仅在爆炸期间存在,并且若是你能不为爆炸的灼人热力所伤害,那么甚至于一件衬衫,特别是一件浅色的衬衫,就能充分地保护你不被A线和B线烧伤,在你没有衣着遮掩的部分如手、颈和脸,其面对爆炸的部分就会被灼伤。C线依照爆炸的类型不同,能延续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是一个单人壕是对付它的一种好防御,虽然衣服是毫无用处的,只有铅和厚的积土,才能阻止这些C线。这些C线正如爱克斯光一样,能够穿过一切东西并且摧毁骨骼的生命并败坏血液。然后,他让我们看一些图片,说明必须如何挖掘单人壕。

  他说半英寸厚的铅能阻止C线,但是至少要有两英尺以上厚度的积土,才能阻止C线。C线几乎能渗透两英尺的积土。爆炸地点四周的区域继续放射出C线,因为那些被C线所强烈影响的物体,也变成辐射性,并且放出这种光线。去触摸接近爆炸地区的物体,特别是金属的物体,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在空中爆炸的情况下,大多数的辐射性C线皆由一块大云所携带着,被风逐渐驱散。他让我们看一张表现这种情况的图片。

  他说:虽然在分散之后它们不能伤害人们,但是在尼瓦达州举行了试验几天之后,纽约的一个照相实验室所作的报告中说,他们许多的照相纸显示出被C线所感应的迹象。这些光线在云层行,横贯了美国,并使这些相纸感光。他说,由于多数的C线被辐射性的云块所携走,所以你很可能安全地进入一个空中爆炸的地区,只要你不在那儿停留过久。然而,除非你为了某种原因绝对需要进入,不然最好是等到受过训练的人带着盖革计数器先进去。他说,假如你一定要进去,那么不要接触金属物体。他说,他们有一种每人皆可携带的袖珍辐射侦察器,这种侦察器,能指示出你能安全地停留在这个区域里的最长时间。

  他让我们看了这种侦察器,其大小就像一盒烟卷,不过只有八分之一英寸厚。它上面有一个四分之一英寸高,二英寸长的开口,用一块薄铅片盖着。这块铅片能够推到旁边去而显出这个开口。在铅片的后面是一块照相纸,当受到辐射活动的感应时,这纸就会变成黑色。在侦察器的外面也有一个颜色,用来和纸的颜色相对比,当两种颜色相一致的时候,你便应该离开这个地区,否则你就会受到过多的辐射活动而这是危险的。你进去一次之后,你就不能再去了。当你进入此地区时,你推开铅片盖子,然后注意开口内的颜色,并与侦察器外面的颜色相比,当两种颜色成为同样时就要离开。

  其次他告诉我们,这些袖珍侦察器只是盖革计数器的必要代用品,后者是更精确的。盖革计数器的活动原则与无线电收音机相像,当它接近辐射活动时,你能够自连结在盖革计数器上的耳机中听到声音。它也有一个小计算器,看来就像是汽车里的一个电流计,说明当时辐射活动有多少。他说,这个小计算器是以辐射活动子,或者近似这个名词的东西,作为计算单位。然后,他让我们一个个上去戴上耳机聆听。他把一块辐射性的物体渐渐的移向盖革计数器。最初滴滴嗒嗒的声音是很慢的,但当该物体接近时滴嗒声就很快了。直到呜呜作响,滴嗒声混杂成一片。这一课从九点钟上到十点半。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华尔街战争贩子们由于他们的贪欲、他们那残忍的贪欲,发动了细菌战的恐怖的罪恶,以便他们自己能赚到更多的钱,并希望扩大这次战争。甚至于他们要在无人性的罪恶记录上增加原子战以达到他们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欲望也已显示出来了。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将不顾一切地把更多的金钱装进他们的口袋,并且战争愈多他们赚钱也愈多。他们不顾世界上无辜的人民,当然美国的人民,工人们,假若知道了这些罪恶,一定会谴责他们的。美国的工人们很难从他们的报纸、杂志、无线电里得到真实情况,这些东西都被金钱狂的华尔街帝国主义分子所控制着。这些战争贩子们不愿意人民晓得真理,否则人民便不会允许他们进行反对世界人民和贩卖战争的不人道的罪恶。他们正进行着这些不人道的罪恶以扩大战争并赚取更大的利润是非常明显的了。

  我被迫作了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并被迫投掷细菌炸弹,还作下这个反对朝鲜人民和中国志愿军的严重罪恶。因为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服从命令,而这些命令是由华尔街的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所发出的。我不能够拒绝作这种罪恶。但另外一方面我就是那个携带细菌炸弹的人,就是我将细菌弹投掷在无辜的妇女孩童很可能受害的地方,是我作出这种无人性的罪恶。甚至德国纳粹也没有使用细菌炸弹,像依尔莎·柯奇那样用人皮作灯罩的人也不会使用它,而我为了华尔街的美国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竟使用了它。从我被中国志愿军俘获并放下武器以来,我所受到的待遇甚至于远较一个犯过轻得多的罪恶的人所可期望的待遇还要好得多。但是在我放下武器之后,他们常说我不再是一个敌人。他们解释对待俘虏的宽待政策,对于我,一个在华尔街帝国主义分子宣传谎言下长大的人,是很难以了解的。但是中国志愿军是非常耐心的。他们发给我御寒的衣服,给我极好的食物、卧具,和一个暖和的铺位。我对他们的仁慈待遇是永远感激的。最后,在中国志愿军万分耐心地说服之后,我认识了我的罪恶。我的良心严重地责备我,而解除这个负担,坦白,悔改是件好事情。

  我认识了我那可怕的反人民的罪恶,我对无辜的爱好和平的人民作了无人性的事情。我现在知道这件罪恶是多么地错误,我请求人民能好心地饶恕我这一件罪行。这是反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罪恶,并且是一件的确应该被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谴责的罪恶。我请求一切要求和平的人民的宽恕,因为我的罪恶是敌对他们的。

                          约翰·奎恩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

责任编辑: 谢菲  来源: 《人民日报》1952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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