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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毛泽东说: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面对朝鲜的危机和美国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于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中国人民在强烈抗议美国侵略行动的同时,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鉴于美国的干涉行动步步升级,朝鲜局势日益复杂,中共中央未雨绸缪,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为保卫中国国防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争取了主动。

  7月1日,美国继向朝鲜派出空军和海军之后,又出动了地面部队投入朝鲜战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冷静分析了朝鲜战局,认为朝鲜战争已趋于复杂化,朝鲜局势有恶化的可能,美国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战争,有攻击中国东北的可能,中国人民不能不有所防范,预作必要的准备。

  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召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以及林彪、肖华、肖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于7日和10日两次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中央军委根据两次会议的讨论,于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第13兵团(辖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在黑龙江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以及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等部队,共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决定以第15兵团与第13兵团司令部对调,任命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粟裕因病不能到职,肖劲光任刚组建的海军司令员,工作上离不开,肖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也无法分身。23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指挥,并统由东北军区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边防军的训练工作由第13兵团统一组织,并先后任命洪学智、韩先楚为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和副司令员,赖传珠离职养病,由邓华兼兵团政治委员。

  组建东北边防军,在东北边境地区预先集结部队,是当时全面备战中的关键环节,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朝鲜战争爆发前,东北是全国范围内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只有已经确定集体转业的第42军在黑龙江从事生产建设,另外还有5个独立师、1个公安师担负地方警备任务,全部兵力不足20万人。当时全国部队虽有15个兵团共57个军,但由于分布广和缺乏运输工具,加之许多部队正在作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或担负剿匪任务,或从事生产,因而可机动的部队并不多。

  8月上旬,第38军和第39军由河南、第40军由广东进至东北边境地区,完成集结。随后,军委又调第50军及部分高炮部队、工作部队编入边防军。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主要领导参加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边防军要加紧准备,要求各兵种制定三年建军计划。并要求:空军加紧训练已编成的7个团,争取1950年底至1951年初有5个团可以参加实战;装甲兵准备向苏联购置3个坦克旅计6个中型坦克团、3个重型坦克团、3个自行火炮团和3个摩托化步兵团装备,到1950年底完成训练;炮兵准备购置18个高炮团的高炮和配齐10个军的苏式火炮,也在1950年底训练完毕。31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东北边防军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11个军(36个师)60万人作三线配置:以第13兵团(含42军)为第一线,第9兵团为第二线,第19兵团为第三线。又决定从第四野战军抽调10万老兵,在开战后补充一线部队。会议还估计战争第一年的伤亡将有20万人左右,并要求准备相应的医疗力量。据此,军委全面调整了国防部署,在保持东南沿海安全的前提下,以第9兵团(辖第20军、第26军、第27军)由淞沪地区北移至山东兖州地区津浦路两侧集结整训;以驻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辖第63军、第64军和第65军)集结在陕西境内陇海铁路两侧地区整训。预定待一线部队出动后,即以第9兵团北上原东北边防军部队驻地,以第19兵团东移至山东境内原第9兵团驻地,边继续整训,边准备入朝参战。

  10月,军委又决定,从西南军区抽调3个军组成1个兵团,北上河北境内北宁线两侧地区集结,从中南军区抽调2个军进行整训,作为后备力量。

  组成东北边防军,进行参战准备,是中共中央军事战略上的明智之举,为后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
  
      金日成朴宪永紧急向毛泽东求援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主力被截断在“三八线”以南,遭到敌人南北夹击,损失惨重。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北进,“联合国军”也在做越过“三八线”的准备。

  以朝鲜人民军剩余的力量,已不可能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而且也难以在“三八线”组织有效的防御。在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同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向中国发出了出兵支援的请求。信中说:

  “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我们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今日战况是,在美国侵略军上陆仁川以前,我们的战况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挤入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里,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的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即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9月16日(此处为朝鲜时间)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占领了汉城。”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了,我们人民军虽然对于上陆的敌人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航空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力的我们的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空军威力了。各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兵力与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及其他设施大量地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的部队已经连接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里,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如果京城完全被敌人占领,则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急速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企图是很可能会实现的。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又没有准备好的飞机师。”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

  “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战略抉择

  面对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要不要出兵参战,要不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战争较量?中共中央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

  当时,中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长期战争的创伤尚未恢复,财政经济状况还相当困难,城市有三四百万职工和知识分子失业,农村有三四千万农民遭受水旱灾害。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待进行,一些国民党小股武装和土匪也急待剿灭。在军事方面,我国海、空军处在初创阶段,陆军装备相当落后。因此中国政府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本无意于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8月,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美军和南朝鲜军坚守釜山环形防线,伺机反攻,战场呈胶着状态。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5日,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日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18日又电告高岗“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为了保障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安全,中央军委还制订了防空计划,将3个航空兵师、15个高射炮团和1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于东北及沿海大城市,担任对空防御,并决定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储备物资向北转移。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局势急剧逆转,形势对朝鲜人民军极为不利。金日成和朴宪永29日联名致信斯大林,恳请苏联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斯大林10月1日通过苏联驻朝大使史蒂科夫转告金日成,关于“给予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援助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部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同日,金日成和朴宪永致信毛泽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赴朝参战的请求。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邻居失火,岂有不救之理,况且战火已经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于外强的干涉与侵略。只有坚决抵抗才是出路。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同时请求苏联政府对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援助。
 
  10月4日和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会议,讨论出兵问题。在讨论中,许多同志对出兵抗美援朝有顾虑,因为当时国内困难重重:长期战争的创伤尚未治愈;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大陆的土匪特务尚未肃清;军队的武器装备落后,训练不充分;部分军民存在厌战情绪。以我军的装备水平,是否能打赢世界上最现代化装备的美军?我国的经济力量能否支持持久战争?这些都是不容乐观的难题。一旦失利,中国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与此同时,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我们不出兵,整个朝鲜被美国侵占,我国大陆就直接面临着美国侵略的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电力将被其控制,工业基地将遭到破坏,中国将失去安心进行经济建设的保证;如果朝鲜人民失败了,朝鲜的革命遭到镇压,则是灭了共产主义的士气,长了帝国主义的威风,美国侵略者将会更加猖獗,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将会增高,这极为不利。

  政治局在充分讨论、权衡利弊之后,一致认为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8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通知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中共中央随后对志愿军出国作战和国内防务作了稳妥的部署:派周恩来赴苏联同斯大林会谈,请求苏联政府派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并提供武器装备援助。把仅有的少数航空兵部队和几个高炮团部署在靠近沿海的大中城市,担负航空任务,并由周恩来、彭真、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组成防空筹委会,研究计划全国大中城市和工业基地的防空问题。在广东和福建方向,各部署4个军,防止美蒋联合进犯,并加速华东和中南地区的剿匪和土改工作,以便对付美蒋可能的进犯。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志愿军确定了“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战争指导总方针。

  10日,斯大林取消了原先与中国达成的关于对志愿军提供空中支援的协议,说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意味着志愿军在战场上根本无法得到有力的空中支援,朝鲜战争的制空权将掌握在敌方手中,志愿军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困难。

  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经研究决定志愿军按原计划出兵朝鲜。毛泽东表示,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中共中央面对强敌,敢于作出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表现出了超人的胆略,同时也体现了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敏锐洞察力。美国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其战略重点在西欧,亚洲只是它的侧翼。中国的国力虽弱,但是集中力量攻敌一个战略侧翼,就有较大获胜的希望,并且有利于限制战争的规模。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19日,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但除了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外,志愿军的指挥机构尚未组成。为了便于指挥作战,在志愿军打响出国第一仗的当天,即10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第13兵团部改组为志愿军总部,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并决定以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组成志愿军党委,完善了志愿军的组织领导机构。朝鲜派出朴一禹负责联络工作。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确定志愿军各部于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16日,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在安东(今丹东)召开,彭德怀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并分析了朝鲜战场形势,阐明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战略意义。他说:“现在美军及南朝鲜军队正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疯狂进攻,局势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兄弟党和邻国遭受侵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中央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后,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决定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那对我国就是个直接威胁,国防、边防都会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彭德怀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三面临海的特点,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涉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彭德怀针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情况叮嘱说:“这次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援助兄弟党,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援助朝鲜也就是巩固我们的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他们。”
  
  18日,毛泽东致电第13兵团领导。“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今集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两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

  19日黄昏,彭德怀仅带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首先跨过鸭绿江大桥,奔赴朝鲜战争。

  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前线。第40军和第39军主力及炮兵第1师从安东过江;第39军117师、炮兵第2师和高炮团从长甸河口过江;第38军军部、第42军和炮兵第8师从辑安过江。至22日,第38军主力从辑安过江。

  按照中央的要求,所有渡江部队,从每日黄昏开始行动,至翌晨4时停止,天亮前隐蔽完毕,不露痕迹,入夜开拔,奔赴前线。就在“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东西两线部队争先恐后地向中朝边境狂奔猛进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埋伏在鸭绿江南岸的崇山峻岭中,准备与之进行一场特殊的较量。

  (史兵)

责任编辑: 谢菲  来源: 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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